千年诗洞中的蝙蝠叙事

  庚子年伊始，人们谈得最多的动物非蝙蝠莫属了。蝙蝠俗称飞鼠，仙鼠，是地球上惟一会飞的哺乳动物，《尔雅》“释鸟”篇，又称蝙蝠为“服翼”，当代文化学者叶舒宪、萧兵在其《山海经的文化阐释》里指出，《山海经》里提到的“当扈”，极有可能是蝙蝠，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还提到一种名为“寓”的鸟，说它“状如鼠而鸟翼，其音如羊”，后世注释者也多认为指的是蝙蝠。人类最近可说是谈蝙蝠色变，其实蝙蝠在我们中国古人眼中是真正的吉祥动物，蝙蝠的读音中，蝠通“福”，而五只蝙蝠也被称为五福临门。中国古籍《抱朴子》中也有记载：“千岁蝙蝠，色如白雪，集则倒悬，脑重故也。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，令人寿万岁”。

  蝙蝠昼伏夜出，主食昆虫。多生活在人迹罕至的阴冷山洞中。宜昌千年诗洞、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游洞，形成于距今五六亿年前的寒武纪，是古代地下水沿岩层岩面不断溶蚀，并经塌陷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。三游洞地势险峻，洞室开阔，洞中岩石褶皱起伏，从古至今都有蝙蝠生息其间，可以说是蝙蝠生活的天然之家。特别是三游洞的天然钟乳石柱，将该洞隔成相通的前后两室：前室明旷，诗文满壁；后室幽奥，旁有耳洞，可通于外。后室顶部空圆若悬钟，以石投击，其声如钟，石子落地，其响如鼓，故“天钟地鼓”之说流传至今，也为在此栖息的蝙蝠提供了安全、适宜的栖息地，它们白天在洞里休憩，晚上飞出洞外，于下牢溪畔捕食，民间甚至有传说，称三游洞内有“蝙蝠精”，其大如轮、如鸿。

  在三游洞一千二百年的文化史中，自公元819年“前三游”白居易、元稹和白行简同游此洞并命名至今，历代诗文家留下了大量的吟唱，丰富了三游洞作为千年诗洞的内涵，也为我们体察三游洞的诗文传承、观照宜昌风俗民情提供了丰厚的文本。而三游洞中的“蝙蝠”，自然成为相关诗文中频繁出现的文化意象和诗人遣兴抒怀的载体。

  为三游洞而歌的诗人群体中，较早在诗中提到蝙蝠的是明代文学家、当时的宜昌文坛领袖雷思霈，他是地地道道的宜昌人，生于1564年，33岁中举，37岁考中进士，官至翰林院检讨，可惜十年后就去世了，还不到知天命之年。虽然英年早逝，但他在当时的明代文坛上算得是一位骁将，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同声相应，同报相求，主张为文应当“言人之所欲言，言人之所不能言，言人之所不敢言”，很有风骨和个性。乾隆《东湖县志》和同治《宜昌府志》收有他的一首《纪行诗》，是一篇描写三峡旅途见闻的五言长诗，共87韵。在这首诗里，他投入大量笔墨写三游洞，有“猱狖小于鼠，蝙蝠大于鸿”之句，可见其细微的观察力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这期间，他还写诗赞叹位于远安的青溪龙女洞，诗曰：“欲买青溪溪上田，绝怜龙女住寒泉。须知成佛文殊后，莫更投书柳毅前。岭外猕猴闲出定，洞中蝙蝠解安禅。茅庵结得经行久，应向人间作水仙”。从诗中可以看出，雷思霈不但喜欢探访本地的山水名胜，特别是奇洞，还把蝙蝠当作可以成仙入定的动物，对它是很有好感的。而这首诗，也与“三游洞”的命名者白居易的《洞中蝙蝠》诗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白居易说：“千年鼠化白蝙蝠，黑洞深藏避网罗。远害全身诚得计，一生幽暗又如何”，只要能逃避人间网罗，一生处在幽暗中又怕什么呢？香山居士不愧为蝙蝠的知己。

  到了民国，三游洞的诗文积淀愈发深厚，俨然成为外地文人武将游览宜昌、寄怀托兴的首选。1918年11月25日，也就是农历十月二十二，时已立冬，离颇具声势的“护法战争”结束也才一个多星期，时任荆南道尹的孙振家为庆祝自己的六十岁生日，特邀宜昌第十八师师长王懋赏、宜昌关监督马宙伯父子、还有段世德、段大诚等八人雅聚飞觞，并同游三游洞。王懋赏高兴之余，即席吟诗《戊午小春二十二日，登三游洞即事》。诗曰：“女娲补天天凿空，一拳跃出天门瓮。化作芙蓉江上开，佳名遂著三游洞。三游洞僻能招客，知退微之白居易。山谷重携大小苏，唐宋鸿雪留遗迹。我来江上拥旌旄，十万貔貅演六韬。命下白宫教演武，三军同日解征袍。夷陵观察孙思邈，四八悬弧辟纷扰。别开生面祝长生，洞仙飞舄临江表。双丁二陆悬崖立，夹道山炅叉手揖。白眉公子牵父裾，登高不觉穿云入。白头幕府年最长，亦步亦趋人作杖。当筵作酒奠双趺，隔靴不倩人搔痒。天钟地鼓一齐鸣，惊起千年蝙蝠精。一柱冥天如障佛，飞花溅乳激溪声。夕阳渡口榜人喧，船载归帆马负鞬。山鸟依依鸡犬笑，劳人底事出桃源。吁嗟呼，劳人底事出桃源”。通观全诗，典故信手拈来，颇有杜少陵“饮中八仙歌”的风韵，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，里面提到的段世德，就是现在三游洞遗存的民国第一方诗碑“一洞凌虚佛自在，万方多难我重来”的作者。而诗中写到的“天钟地鼓一齐鸣，惊起千年蝙蝠精”，既指出了三游洞“天钟地鼓”的自然传说，也点到了“蝙蝠精”的民间传说，寥寥两句，自然天成。当然，诗中的“惊起”，是点出了一百多年前雅聚的热闹景象，与我们现在有些国人以食蝙蝠为乐，惊动蝙蝠而发生病毒悲剧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。

  七年后的1925年，同为北洋将领的杨荫荣，在当时的宜昌县知事罗良经等的陪同下，兴致盎然地乘船抵达三游洞，作寻幽之旅。此次游览，杨荫荣颇有兴味，一口气作了两首诗，一为七言长调，一为五律，其他几位陪同者亦以步韵唱和为能事，杨氏甚至将此次雅集与“兰亭修禊”相对并论。在七言长调中，诗人写道：“峡州西上二十里，古洞幽深绝屐齿。元白苏黄前后游，三游之名从此始。唐宋四家遗迹真，兴来何曾让古人。我亦相邀六七子，乘风破浪来问津。波涛奔腾雷声吼，履险如胆夷如斗。慈航一苇渡众生，纪念大书岁乙丑。绿树阴浓好系船，扶藜直欲上青天。有伴相随不相见，回头罗隐尚留连。崎岖鸟道山腰转，洞口迷茫云舒卷。钟鼓能传天地声，胜迹如斯尘世鲜。洞中石乳滴清泉，寺里孤僧说法禅。法轮形如蝙蝠旋，似教吾人解倒悬。翘瞻石上思今昔，今昔骚人同一癖。璧合珠联题满山，欲留鸿雪无余隙。水自流兮山自青，人自为兮地自灵。君不见永和修禊序兰亭，禹锡戏撰陋室铭”。细品这首诗，一是点明了游览三游洞的人员和交通情况，也就是“我亦相邀六七子，乘风破浪来问津”，可见此次雅集为诗人发起，众人和之；二是点明了三游洞当年的题刻盛景，“璧合珠联题满山，欲留鸿雪无余隙”，说明民国时，三游洞的碑刻保留得非常好，碑刻密布，俯拾即是，以至后来者都找不到很中意的题刻之地了；三是写蝙蝠写出了新意。“法轮形如蝙蝠旋，似教吾人解倒悬”，在三游洞，不但那些钟灵毓秀的钟乳石是倒悬的，连蝙蝠也是倒悬而眠，这都是在提醒官员们，在其位，一定要解民于倒悬呀，因为，“当官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。

三游洞，作为千年诗洞，有着穿透自然空间的文化价值。而三游洞诗文，其实也有穿透历史空间的现实价值。有关千年诗洞三游洞的蝙蝠叙事，可谓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。

《子不语》里的药方

  乾嘉时期江南的诗文大家袁枚，也就是随园先生，以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《随园诗话》《随园食单》名世，前几年他的一首小诗《苔》，在湮没快三百年后，突然走红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 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成为时下很多人的心灵鸡汤，可见诗和人一样，一首诗有一首诗的命运，这首小诗一下子受青睐，大抵受益于当下传播手段的迅捷和多元，也受惠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潮。也就是在其诗论名著《随园诗话》里，袁枚录了时人庄有恭的一首诗：“庐陵事业起夷陵，眼界原从阅历增。况有文章堪润色，不妨风骨露崚嶒。廉分杯水余同况，明彻晶笼尔独能。儒吏风流政多暇，新诗好与寄吴绫。”这首诗的首联特别重要，认为欧阳修一生事业的起振，当自夷陵始，也就是说，宜昌给了欧阳修丰富的阅历，让他眼界始宽，功名始就。当然，我还是倾向于说的是欧公的诗文功名，文学江山。

  庚子年，宜昌封城期间，哪里都不能去，便随手翻翻随园先生的志怪笔记小说《子不语》，因为《论语》里有一句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他便把这本笔记名之为《子不语》，但后来随园先生发现，元人早已捷足先登，用了这个“子不语”的名字，不喜欢撞车的袁枚，又从《庄子》中的“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”受到启发，改名为《新齐谐》。可是，文学的接受史挺有意思，他这一改，读者并不买账，仍然喜欢原名，最后的结果是，元人的《子不语》早已湮没无闻，袁枚的《子不语》仍然颇受推崇。

  实际上，袁枚对他的《子不语》还是颇为自得的，《小山仓房尺牍》收入了他写给友人裘叔度的一封信，信里说“比来山中述作，侈侈隆富，手编骈、散文及韵语、杂著，无虑数十卷，高可隐人。有《子不语》一种，专纪新鬼，将来录一副墨，寄呈阁下，依然‘灯下丛谈’，定当欣畅”。写这封信是在1765年，也就是乾隆三十年，而他信中透露的《子不语》，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才刊行，随园先生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了。

  我读的这个版本，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，但遗憾的是，它删掉了袁枚原书中最著名的一则，也就是《控鹤监秘记二则》，这则主要叙武则天淫乱的笔记，假托唐人张垍所纂，但后人多以为是袁枚所作，叶德辉和高罗佩亦持如是看法。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方炽，《子不语》里的一篇《疫鬼》一下子吸引了我，遂先读为快。这则三四百字的笔记，说的是乾隆丙子年间（1756年）的事，那一年碰巧也是鼠年，浙江湖州徐翼伸妻子的叔叔刘民牧，担任了江苏长洲的主簿，算来也就正九品，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吧，住在以前的宗伯孙公岳获颁的宅子里。徐翼伸回家时，便去拜访他。那天，天气很热，月色朦胧，徐翼伸就在书斋里沐浴。忽然间，他觉得窗外似乎有一股白气喷进来，就像是白天行走在大雾之中，而且很是腥臭。白气很大，把桌子上的鸡毛掸子都吹到半空盘旋起来。徐某赶紧猛的一拍床板，大喝一声，只见床头搭着的浴布和茶杯都飞到窗外去了。正好窗外有一棵黄杨树，杯子撞碎在树上，声音很清脆。徐某吓死了，赶紧招呼家奴出去看看怎么回事，结果只看到一团黑影飘来飘去，在屋檐上的瓦片上绕来绕去，还发出恐怖的声音来，折腾了好久才算平息。

  徐某当然就睡不着啦，坐在床上发愣。一会儿之后，鸡毛掸子又倏地飘了起来。徐某坐起身，顺手抓住，发现它又湿又软，恶臭难闻。片刻间，一股冷气顺着他抓住鸡毛掸子的那只手一路袭来，先是手臂，然后是肩膀，冷得发抖。徐某强忍住寒冷，抓着鸡毛掸子不敢松手。墙角忽然传来一阵怪声，就像是人躲在大水缸里说话那样瓮声瓮气的，刚开始像是鹦鹉学舌，后来就像是小孩的哭闹声，听来是说：“我姓吴，名叫吴中，是从洪泽湖来的，因为被雷吓到了，所以藏匿在这里，求您开恩放我回去。”徐某就问“现在吴家闹瘟疫，你是否就是瘟鬼啊？”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徐某说：“既然是瘟鬼，我当然更不能放你走啦，以免你再去害人。”鬼回答说：“要避免瘟疫也有办法的啊，我愿意献出药方来，求您开恩。”徐某就让几个药师把鬼说的药方记录了下来。

  记录完毕，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腥臭味，况且胳膊也已经被冻僵了。想要放它吧，又怕它继续害人。家奴在一旁站着，手上拿着瓮坛，就说要不把它封在坛子里吧。徐某当然要同意了，赶紧把它封在坛子里，然后投到太湖之中。笔记的重点，当然是这个瘟鬼求饶时提供的药方：“雷丸四两，飞金三十张，朱砂三钱，明矾一两，大黄四两，用水和成丸子，每次服用三钱”。笔记最后说，苏州太守赵文山用这个药方来治疗瘟疫患者，没有救不活的。

  有专家研究，乾隆丙子年的江南大疫，给南方诸省的民丁生计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。所以子才无论如何借助感动疫神，而希望出现“其家大小十余口，无一病者”的结果，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。

  随园先生记载的这个治疫良方，不知何所本。但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雄黄条中引《夏氏奇疾方》云：“（筋肉化虫）有虫如蟹走于皮下，作声如小儿啼，为筋肉之化。雄黄（大黄）、雷丸各一两为末，掺猪肉上炙熟，吃尽自安”，袁枚笔下的瘟鬼就是“初似鹦鹉学语，继似小儿啼音”的，或许这个方子正是从《本草纲目》里得到启发吧。

  至于这则笔记提到的乾隆丙子年江南大疫，却确然有其事。据《清史稿》载，乾隆二十年，江南大水灾，“二十一年春，湖州大疫，苏州大疫，娄县大疫，崇明大疫，武进大疫，泰州大疫。夏，通州大疫。十一月，凤阳大疫”。江浙方志里，也说这一年，邑人多死，米价腾贵。乾隆二十一年，也就是1756年，正是丙子鼠年，这一年，袁枚四十岁，他早已辞官归隐随园，整天诗文唱和，以读书著述为能事，但江南的大疫一定让他牵挂和关心。十年后的乾隆三十年，他撰写《子不语》，把这个也许是听来的疫鬼异事录入书中，自然顺理成章。

被誉为“清代第一吃货”的他，其《随园食单》里专门提到果子狸，并介绍了吃法：“果子狸，鲜者难得。其腌干者，用蜜酒酿，蒸熟，快刀切片上桌。先用米泔水泡一日，去尽盐秽。较火腿觉嫩而肥”，当时只道是道美味，没想到过了二百多年后，果子狸被发现极有可能是各种病毒的中间宿主，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，这肯定会让随园先生大吃一惊，如果让他重印《随园食单》，定会将果子狸这道美味剔除。

《明实录》记载的武汉大疫

  此次发端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，致使数万人感染，还有不少人献出了生命，其烈若此。那么，历史上，武汉地区出现过大疫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封城期间闭户在家，找来《明实录类纂 湖北史料卷》，在“医药卫生”小节里，就有明确的记载“永乐十二年三月，湖北武昌等府、通城等县民疫，皇太子命户部遣人抚视。” 这一条，从原《太宗实录》里辑出的，永乐是明太宗朱棣的年号，永乐十二年也就是1414年，离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还有七年。显然，朱棣在听到武昌府的疫情后，即命皇太子搞慰问，皇太子随即命户部（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）派人到武昌安抚百姓。

  又过了四十年，也就是景泰五年，正是明朝第七位皇帝明英宗统治时期，据《英宗实录》载，“五年二月壬午朔，巡抚江西右都御史韩雍奏，去冬建昌府属县大疫，男妇死者八千余人。”“巡按湖广督察御史叶峦奏，武昌、汉阳二府疫，男妇死者万余人。” 这里所说的武昌府和汉阳府，大体相当于如今的武汉及周边地区。而其中所录当年疫情，两府男女死者已经超过一万之众了。在那个医疗水平落后、科学技术还不昌明的时代，出现瘟疫，基本是毁灭性打击，好在那时交通通讯闭塞，人口流动性小，超级传播者不多，所以很多疫情是局部性的，不像现在，如果控制不力，疫情不用多长时间即可酿成全球性灾难。

  《明实录》是正史，其实各朝文人留下的野史笔记里，关于瘟疫、防疫抗疫的记载也值得关注，可作为正史的补充。手头正好有本今人陶御风、洪丕谟等辑录的《历代笔记医事别录》，煌煌一册，可以说集医学裨史之大成，举凡医事制度、医经训释、医学文献、医学人物、方药论治，乃至养生导引、奇疾救急、医林轶闻等，均有辑录。而瘟疫类记载，虽然不多，亦足资谈说。

  农耕时代，百姓遇到瘟疫，除了自我隔离，往往束手无策，自然要求神拜佛，祈望上苍保佑，如此，就有人装神弄鬼，一时巫风盛行。宋代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就记载了一事。说的是夏英公主政江西时，遇上豫章（今南昌）大疫。他便让治下的医生给居民分发药品，医生回应夏英公说“药虽付之，恐亦虚设”，意思说，估计给他们也是白给了，无济于事。夏非常纳闷，忙问何故，医生回答说，“江西之俗，尚鬼信巫。每有疾病，未尝亲药饵也。”夏英公毕竟是位不错的父母官，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“如此则死于非命者多矣，不可以不禁止”，于是雷厉风行，下令逮捕那些误人性命的巫者，轻者杖之，重者充军到外地，自此，江西淫巫之风才被灭掉。

  宋人洪迈的《夷坚志》是笔记中的上品，文学性很强。里面也有个治人间瘟神的故事，颇具可读性。说的是在南宋庆元乙卯年春夏之间，江苏常州闹起瘟疫，老百姓十有九人被感染，情况危急。常州知府张子智很着急，准备了不少好药分给基层，但很怪的是，居然很少人去领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四个巫师在作祟。他们在东岳行宫后面修有一殿，里面供四个瘟神，求医心切的患者自然要来参拜，这些不安好心的巫师就怂恿患者不要吃药，有钱就来拜瘟神。

  张大人此时算是搞明白了，他决定要彻底治治这些草菅人命的巫师。一天，他进得庙中，问巫师：“正面坐着的是谁？”巫师答，这是太岁灵君。又问，左右两边那些张牙舞爪者是谁，巫师说，这是瘟司神。张大喝一声说，既然都是神，就应当有个神样，太岁灵君都是端坐着，旁边几个瘟神却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太没礼节了。于是把这四个巫师当即拘捕还府。到了晚上，他又选了二十位身强体壮的，把那些瘟神砸个稀巴烂，有用的供器搬走分给需要它的寺庙，对这些巫师，他不由分说，全部杖之，驱逐出境。此事发生后，有些人还不相信，认为张子智惹了大祸，肯定要遭报应的，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生。相反，患者开始吃药后，都慢慢痊愈，新的患者也越来越少，瘟疫最终销声匿迹。而且，张子智还因此而升迁，被擢为吏部郎中。

  庚子年发生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，除了积极治疗，防止蔓延的最有效办法，还是隔离，所谓封城、封路，正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勇气。为了让隔离效果好，自然少不了宣传标语，特别在广大农村，诸如“老实在家防感染，丈人来了也得撵”“不聚会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，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”等等抗疫标语，一时风行。其实古人也很懂得这个道理，宋人朱翌还不理解，在《猗觉寮杂记》中，对此感慨系之：“江南病疫之家，往往至亲皆绝迹，不敢问疾，恐相染也。药饵食饮，无人主张，往往不得活。此何理也？死生命也，何畏焉？使可避而免，则世无死者矣。然此事其来已久。晋《王彪之传》云，永和末，多疾疫，旧制，朝臣家有时疫，染易三人以上者，身虽无疾，百日不得入宫。国家且如此，况民间乎？此令一下，至今成风，不仁哉”！疫情当头，人命关天，在亲情与生命之间，还是先有生命重要，有了生命，亲情还在，没有了命，亲情何存？朱翌未免有点迂阔。

  清人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里说道，相传，如果某家的父母有偶染时疫而死者，全家禁不举哀，入棺后，安置平地，亲戚悉避住他处，三天以后才回来。这种做法，既照顾到亲情，也讲究了科学，可以说两方面都有所兼顾了。

  隔离在家，除了一日三餐，不少人难免有百无聊赖之感。其实，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，还是读书，特别是那些隔离观察者。宋人谢采伯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在《密斋笔记》里，讲了一个“读书愈疾”的故事，说南宋学者魏了翁，在汴河边行走，遇一道人对他说“他日声名满天下”，又说“你读了《左传》吗，《左传》里那些战争场面，反复熟读，有快意处，便是得药”。了翁对此言听计从，早晚即诵《左传》，不出十天，果然身体强壮多了，气色也好。我疑心这是劝人读书的说辞，但对汉代刘向的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”这句话，倒是颇为信服的。

  作者：冯汉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