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6月18日，《中国民俗志•湖北宜昌市卷》在桃花岭饭店举行首发式；这标志着我市这项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这也是一次高端的学术盛会。出席这次盛会的除编纂人员外，有来自北京、武汉的专家、教授、学者，有中共宜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及相关的市文化部门代表等。首发式上，与会专家学者对该书的出版发行，好评如潮，极力称赞该书的编纂是“全国的创新之举”，是“典范之作”，是“高水准的风俗画卷”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作为《中国民俗志•伍家岗卷》总纂之一的我，自然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。能够自始至终参与这项意义非凡的文化工程建设，无疑是我一辈子难逢的机遇和荣幸。在此，我不能不以一颗虔诚的感恩之心，介绍和点赞我的学术引路人，也是在《中国民俗志•伍家岗卷》文字编纂过程中，起决定性、主导性作用的良师益友、地域文化学者——袁在平先生。

  先生生于1944年，湖南郴州资兴人，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。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宜昌地区文教局工作；后又调到地区文化馆工作。从此，做编辑、当书虫、爬格子成了他的宿命。作为一介书生，先生是清贫的；但他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，精神世界从来都很富有，胸中常抱凌云之志。文史工作一直是寂寞人的事业；当下文史人的寂寞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选择，自我塑造和自我修练。选择离开、还是选择坚守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愿。他的观点是：只有淡薄钱财、甘于清贫，才能守得住学术的寂寞。孔子曾有言赞颜回曰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我观先生，他生活俭朴、淳厚谦和，研究文史热情似火，很有文学愤青的劲头；正是这劲头让他在宜昌文坛上赢得了一个“青年诗人”的雅号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是颜回精神地道而忠诚的继承者。

  平时，在他那四周均是书架的蜗居里，他总是在熬更守夜、开灯奋战。一会儿修志，一会儿辑文；有时研究楚文化、有时研究巴风俗。事情一件接一件，任务一个接一个；似乎没有间歇，总是繁忙。一支笔、一本书、一摞纸，成了他上达古人、下接地气的通灵神器；凭着这神器，他硬是把一件别人视为寂寞无趣的事，搞得有声有色，轰轰烈烈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无权无位、非官非宦、退而不休的古稀老人。凭藉着对文史的热爱及湖南人的那种敢打敢拼和执着的性格，凭藉着永不满足、不断求索的精神，坚守在文史的阵地，带动一方文脉，在宜昌文化界获得了自己的气场。

  现实生活中，先生的素朴近似寒碜。边幅不修，衣着随便，外出时总提一布袋；这可能是我市唯一一位不爱提皮包、而乐哉提布袋的文化人。那总不离身的布袋，仿佛是他的道具；这道具不装它物，只装书籍与资料。总之，走在街上，他普通至极，就是一上街买菜的老头子。不认识他的人，谁也无法猜想到这老头子竟是一个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而又对宜昌历史数典如珍珠的知名学者。当然，生活中先生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苦行僧，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。他性情豪爽，开心时毫无掩饰的放声大笑，爽朗而感人。先生酷爱交友，重情义，闻知有远方朋友来，即使口袋铜板告罄，也仍然会争着请客，抢着买单。先生嗜书，收之成癖，藏之有瘾。遇好书，不论贵贱，往往倾囊；囊现羞涩时，则往往惆怅不已，记恨良久。先生也嗜烟酒。酒，量不大，三两即醉；却总是好而贪之。烟，瘾大，须臾不能离，离则失神；好好一副身板，深受其害而不自知，朋友均惜之。对晚辈后学，友之甚善，不仅不端架子，还会主动帮助提携。“得好友来如对月，有奇书读胜观花”，是他最陶醉的场景。或许是他读古书太多，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而又性格狷介的缘故，他一生不媚权贵，不尚时务，风骨凛然，在职场显得迂阔而倔犟。虽是出身名牌大学，又是文坛老将，应该多有机会混个一官半职；但终因不谙官场规则，难着官冕，最多顶戴的也尽是些责任编辑、顾问、副主编之类的头衔。尽管他写的文章连篇累牍不记其数，若是略作整理，也可以编辑出版几大本砖头厚的著作；但他并不热衷于这样的好大喜功，而是不辞辛劳地继续热心为他人编辑文章，修改文章，推介文章，尽做一些为他人作嫁衣的事。2014年的11月20日，是他古稀之年的生日，我便特地撰一副对联送他：

古稀编辑白发不悔作嫁衣

志书写手童心难改逞史笔

  联不甚工，差强人意；但也算是为这个做嫁衣的先生画了一个素描。

  初识先生是在2008年拙作《品读宜昌书家》的首发式集会上。二人一见如故，从此开始了交往。春去秋来，几度寒暑后，彼此之间慢慢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同。2011年初的一天，我接到先生的电话，说是邀约我一起参与编纂《中国民俗志•伍家岗卷》，并共同担任该书的总纂。这个邀约使我诚惶诚恐，颇感意外。原因很简单：一是我并非宜昌伍家岗人，对伍家岗的地方风俗不甚了解；二是总纂对于志书责任重大，我一个初习写作的人有何德何能来担此重任？几番借口推辞，先生仍不允。为了说服我，后来他不得不加重语气反诘道：“你不是要搞文学、搞艺术吗？有哪一门文学艺术的背后，能离得开对民俗的了解和研究？”为了安抚和鼓励我，最后他又改换语气诱降我：“修志是大事，是好事！你读书多，中文基础好，这样的事我们不搞、谁搞？如果我们两人合作，肯定能把这本书搞成良志、佳志！”要知道，讲这话时，他的年迈九十岁的老母正身患重病，急需家人照料；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退休多年、年近古稀的老人。面对斯人斯语、此情此景，我终于只能选择默认，再无遁词。就这样，我被他连拉带拖地拽进了《伍家岗民俗志》的编纂队伍，开始了三个属“猴”的猴子（老猴袁在平、仲猴陈京玺、季猴李军）编纂此书的艰难历程。

  古人说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事实上凡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要编纂一部合格的《中国民俗志•伍家岗卷》，谈何容易？伍家岗设区晚，与其他县市区相比基础差，历史资料少，缺乏可资利用的民俗学研究人才。所以编纂伊始，就困难重重。第一步先是组队伍。好在先生是编辑出身，经他手发文章的人成百上千；他的旗帜一举，立即应者如云。他的名言是：“创作可以个人主义，修志不能单打独斗。”编纂队伍组建后，他当然又是这条船上的掌舵人，更是这个队伍的灵魂人物。每逢编辑工作遇到重大困难和问题，而我们又已经黔驴技穷，或是累得筋疲力尽、快要扛不住了的时候，灵魂人物的支柱作用就凸显出来了。他的法宝是找大家谈心，一边肯定、鼓励，以增强大家的信心，坚定大家的决心。另一方面则带领大家摆问题，分析问题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然后再沙场点将、排兵布阵。在对待稿件质量上，先生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十分认真较劲；或者简直可以说就是严苛。大到审题设目、篇章布局以及史实真伪，小到引文长短、错字别字、标点符号，均要一一严抓死抠。未按要求完成的稿件，一律不能过关；以至许多稿件在编辑部内部都是数易其稿，数易其稿仍不合要求的要么弃之不用，要么中途换将。总之，他的这份认真和执着一直延续到《中国民俗志•伍家岗卷》的付梓出版。某种意义上，正是他的这份认真和执着，保证和成就了这本书的质量。

  认真与执着，是操守、也是遗产，是行为、更是精神。与先生的合作虽然告一段落，但他的这种精神必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并将继续激励我在学术的跋涉之途，不畏艰难奋然前行。

  作者：陈京玺